至于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假冒“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我们党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就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建立后，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得到确定。

 

　　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不信仰宗教，为什么要制定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呢?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揭示了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认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只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外部根源全部消失后，宗教才可能消亡。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之前，正如列宁所言，以行政力量消灭宗教的企图，只能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反而会妨碍宗教真正的消亡。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我们党主张既不能用行政力量发展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而必须根据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通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就党的任务和宗旨而言，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包括代表信教群众的利益。而代表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代表他们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也包括要尊重他们精神上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我们同信教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主要的，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完全可以做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共同致力于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大目标。同时，我们党始终坚持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大信教群众。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我们团结、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所必需的。

 

　　一些西方人士说，只有信仰宗教的人执政，才会真正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其实，历史和现实证明，在某种宗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或者朝代，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往往不能实现或者要打很大折扣。比如，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对亚洲北非地区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用武力强迫被征服地区民众改信伊斯兰教；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在对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过程中，一手举剑，一手举圣经，杀其人民，占其土地，掠其财富，哪里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言？而恰恰在多数人口不信仰宗教的中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我们党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放弃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和引导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作为执政党，我们应抵制种种无所作为的怪论，自觉主动地把宪法责任承担起来。当前治理社会上存在的宗教热、宗教活动乱的现象，可以很快就付诸实施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这些措施不仅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是宗教保持正常秩序，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必不可少的保证。 (责任编辑：宗教信仰)